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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陈云松：布迪厄怎么看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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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原题为《社会资本的建构性：年羹尧、布迪厄和动态演化模型》,《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期
作者简介
# 陈云松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常委，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获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首届“青年学者奖”、获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优秀成果奖；兼任国际华人社会学会（ICSA）常务理事，Social Science Research杂志编委等。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中、外期刊发表论文九十余篇；代表著作有《定量社会学十讲》《关系社会资本新论》等；代表译作有《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大数据和计算社会学、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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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分析均将其视为客观的嵌入性资源，而对其主观建构性关注极少，这使得社会资本分析容易囿于静态框架。本文从年羹尧与雍正之间的互动案例入手，引入布迪厄的“惯习”和“场域”概念，提出了“建构性社会资本”的定义：行动者的惯习对场域性资源的主观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阐明了建构性社会资本的分布和积累图式，并初步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建构性以及动态演化三类模型。通过把经典理论、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三者结合起来，本文从认识论层次进一步扩展了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并为本土化的实证分析和仿真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
社会资本一直是社会科学界不断争论的话题。尽管“所有学者都认为互动的成员维持和再生产了这种社会财产的可能”，但由于社会 资本概念的模糊性的确造成了很多“理论和测量上的歧义”。林南（N.Lin）在回顾分析了各家的研究之后认为，针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 要存在两个视角，“一是关注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二是关注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本文专注于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网络资源， 而非社群中的信任、共鸣等群体资产。同时，本文关注的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人社会资本行为，将“关系”视为社会资本得以生成、使用、积累和演化的社会结构。而“关系”，本身是一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变化中的社会网络。因此，本文也是“关系社会学”对社会资本 经典概念的一次反思：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资本，多考量其嵌入性、结构性，而我们强调社会资本得以生成的“关系”的建构性，以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
迄今为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个人层次社会资本的定义、测量和分析始终是一种“上帝视角”。也即，社会学家是作为客观冷静 的第三者在计算、分析行动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和使用。而问题在于，尽管社会资本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其积累、分布和演化，却和个体的主观判断、经验等息息相关。以最简单的二元连带为例，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或者关系往往存在着不对称性。当关系一侧的个体对连带强度（本文“关系”和“连带”表示相同含义）或者对方资源量判断不准确时，其所预期的社会资本往往不一定能够获取，即便获取了，也往往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预期的帮助。而重要的是，社会资本不是一次性消费品。针对某一个潜在的资源提供者（也即帮助者、关系人），某一次以社会资本为目标的行动失败或成功，必然会对行动者下一次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响，甚至形成一种路径依赖。
因此，要全面地理解社会资本，特别是附着于“关系”之上的社会资源，就必须充分考虑其两面性：它既是一种客观的嵌入性资源， 又必然因“关系”的变化受到主观判断的影响，也因此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社会资本是结构的，又是建构的。不过，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以往对社会资本结构性的关注远远大于建构性，这就使得相关的分析容易囿于静态框架。本文将以一个时空穿越的假想研究课题为缘起，以反思的形式来阐明社会资本建构性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个假想的课题，就是让以社会资本研究而知名的中西学者们，回到1725年的中国，来测量一下这位在这一年中从大将军沦为死囚的年羹尧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布迪厄（P.Bourdieu）著名的“场域”与“惯习”的概念，进一步提出社会资本的建构性定义、分布图式和动态演化模型。该定义及模型的提出，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社会资本生成、积累、演化的理解，为未来更好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和动态分析提供了基础。此外，把经典理论、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三者结合起来，本身也是方法上的一个新尝试。
一、年羹尧的社会资本：一个时空穿越的假想课题
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清史稿》载“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其实，年羹尧一个更为重要 的身份就是清世宗雍正入承大统的功臣。根据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先生的考证，早在康熙四十八年皇四子胤禛刚刚被册封为雍亲王之时，年羹尧就已经是“雍邸私人”。雍正继位一向是清史界争议不断的话题，但有一点公认：年羹尧的军权，对皇位的强有力竞争者十四阿哥允禵起到了牵制作用，从而确保雍正的顺利继位。十四阿哥允禵是雍正的胞弟，极得康熙的喜爱，在外掌抚远大将军印，是继位的热门人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口含天宪，在畅春园宣布由皇四子克承大统。作为皇位有力竞争者的十四阿哥，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不过，他在甘肃军中受到年羹尧的暗中牵制，等回到北京奔丧，四哥已经坐上龙椅，其反应也只能是“举动乖张、词气傲慢”，最多不过对雍正“肆其咆哮”了。因此，孟森先生考证说：“羹尧为雍邸心腹，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 确为实事。”
年羹尧在雍正继位后掌抚远大将军印，任甘陕总督，累封太子太保、一等公。可惜月满则亏，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庚午，日月合 璧，五星连珠，年羹尧上了一道贺疏，用《易经》中的“朝乾夕惕”来赞美雍正的辛勤工作。可年毕竟是个武夫，把“朝乾夕惕”写成 了“夕惕朝乾”。按道理皇帝应该一笑置之，然而雍正却龙颜大怒，叱责年羹尧有意倒置，批示说“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自此，年羹尧祸事连连，数月内从大将军被连降为杭州将军、闲散章京，直到职爵尽削。当年腊月 （也即1726年初）被逮捕回京，定大罪九十二款，最后于狱中自裁。年的长子被斩，15岁以上的其他儿子被流放。《甄嬛传》里失宠的年妃，确有其人，也确因兄长而失宠。选择1725年的年羹尧作为本文的焦点案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简化模型。这是因为，这一年里年羹尧的生与死，完全取决于雍正一人的态度。其理性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取得君主的原谅和宽恕，以消减牢狱之灾甚至延续生命。换句话说，年羹尧作为一个行动者（Agent），除了雍正皇帝，其他的社会连带、网络的人际关系都无关紧要，也无济于事，因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忽略。这样，年—雍之间的一个二元连带的社会互动，既是一个完整清晰的分析单位，又比一般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要简单得多。
1.学者的尴尬：追问社会资本
假设我们让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时空穿越到1725年来开一个圆桌会议，定义和测量年羹尧的社会资本，场景会是如何？
——博特（R.S.Burt）宣称社会资本是年羹尧圈子里的事情，是年羹尧的“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不过，当博特试图以问卷的形式来调查年羹尧的社会资本之时，问题就难免凸显了出来。显然，年羹尧要首先问自己，谁是朋友？谁是熟人？谁首鼠两端？谁两肋插刀？而在1725年，最重要的是谁能够帮自己解决贬官流放的问题？如果是雍正皇帝，他是不是重感情、贵然诺，会不会念及当年主仆恩情而挽回震怒？问题在于，对关系的判断力是非常个人化的。有人世事洞明，有人糊里糊涂。让1725年的年羹尧来填写一份CGSS式的问卷，无论用定名法（name generator）还是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社会学家们 得到的这份数据，指向的都必然是雍正皇帝：年羹尧深知，唯有端坐龙庭的雍正才能挽回他的命运，而年羹尧至死也都认为皇帝会有心回意转的时刻。可是，了解真实历史轨迹的我们定会追问：这得来的指标是否真实有效？当年羹尧在“最亲密的朋友”一栏里填上雍正的名字之时，是不是过于一厢情愿？当皇帝以职业编码里最高的数量出现在社会资本数据中时，是否真的代表着挽救年羹尧的力量，还是相反？
——科尔曼（J.Coleman）一如往常高屋建瓴但是语焉不详。他会把年羹尧的社会资本定义为年大将军“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 源”，然后模棱两可地说它“由它的功能决定”，会“促进处在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问题在于，1725年的腊月年羹尧才会得到 赐死的圣旨。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在外面进行社会调查的1725年的绝大多数时点上，无论是年羹尧还是科尔曼都无法得知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无法判断社会资本的功能是否实现：如果年被宽恕了，才说明他的社会资本起作用了，他把资源转化为了生存权。而年如果被杀，则说明他寄予希望的社会资本压根不够或者压根就是找错了人。但在生死判决出来之前，难道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如同“薛定谔之 猫”一样，是一个介于“生”和“死”，介于“足够”和“不够”之间的不可知的函数吗？
——波茨（A.Portes）说社会资本是嵌入年大将军“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是“嵌入的结果”。而这个社会资本，是年羹尧“个人通过其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既然强调是一种获取资源的能力，且这种能力包含在他人的关系之中，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反问：仅仅调查社会关系的一端是否合理？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询问一下年—雍二元关系的另外一端？去让雍正皇帝也来坦陈一下他有无可能宽恕年羹尧？
——林南的华裔身份或许会使他更能深入探询基于“关系”的社会资本的意义，但他也会遇到挑战。根据林南的说法，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标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但“可以涉取”本身就涉及一个筛选问题、一个判断问题。什么是可以涉取的，什么是有希望涉取的，什么是无法企及的，这个判断由谁来做？依据是什么？如果林南是判断者，那么他的判断和年羹尧是否一致？实际上，年羹尧至死还认为君主依然对他温情脉脉，甚至会把君主的讽刺当作宽慰，把牢卒那老于世故的安慰当作来自紫禁城的宽恕暗示。当我们到杭州城外采访看门人年羹尧并记录了他的社会资本时，是否可以说，我们所测量到的社会资本，其实不过是年羹尧一厢情愿的判断，哪里会是客观的嵌入性资源呢？
——边燕杰说社会资本是年羹尧与雍正的“关系”上附着的资源，拜访、餐饮等社交行为可以加强这种关系。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年羹尧与雍正之间的关系是一成不变还是不断演化？起码我们知道，君臣二人这段缘分，从一开始的亲王主仆，到后来的君王与心腹大臣，再到死敌仇家，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既然我们提出“关系社会学”，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关系如何演 化，关系的变化对社会资本的分布、积累和使用有何影响，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问题，是“关系社会学”的应有之义。即便我们 聚焦代表社会资本积累、维系方式的餐饮行为这个小小的课题，我们也会发现，起码年羹尧与雍正的饭局，从亲王与家奴的欢宴，到君主与权臣的杯盏交错，不同时期的关系机制和资源大相径庭。如果不对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就难免让人觉得“关系社会学”仍未离开社会资本概念的西方窠臼。
用这一连串质疑，其实就是强调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对于社会资本研究的意义。甚至是强调，一个在中国式人情社会几乎古往今来、人人皆知的社会现实，对我们社会资本研究本土化具有的启发意义。这种现象，就是世态炎凉有冷暖、世事洞察有高下。千百年来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关系也好，门路也好，社会资源也好，权力走后门也好，凡是涉及社会资本的判断，都是非常个人化、事件化的，都是取决于一时一地的情境，而少有一成不变的。也因此，社会资本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结构性资源。对于社会资本分析者，我们首先就是应该打破静态的、客观的视角局限。
2.关系的误判：迷雾背后的年雍互动
年雍关系究竟如何变化？因何变化？我们仍然暂时撇开社会资本这个20世纪的概念，先从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中仔细梳理出微言大义的线索：对于1725年苦苦求生的年羹尧来说，雍正皇帝毫无疑问是他脑海中社会资源分布的最大焦点。君主的力量是如此凌厉，能够轻易地改变每一个行动者的命运。而年雍二人关系从开始到最炽烈的信任、友谊，可以说是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意象：夺嫡密谋使得年雍二人亲如弟兄。这样巨大的社会资本，让年羹尧在春风得意的时代甚至可以僭越礼制。例如，《清史稿》载年羹尧“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有了和皇帝的亲密关系，年羹尧的军法严酷到近乎恐怖。野史的记载更令人寻味：“尝舆从出府，值大雪，从官之扶舆而行者，雪片铺满手上，几欲坠指。将军怜之，下令曰‘去手’，盖欲免其冻僵也。从官未会此意，竟各出佩刀自断其手，血涔涔遍雪地矣”。实际上，年羹尧可以完全不顾及和这些王公大臣以及部下建立或维护什么社会关系，因为雍正是他整个宦海生涯的核心，是他需要的几乎所有社会资本的来源。
帝王的资源加上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连带强度，可以使年羹尧在率性地破坏那么多社会关系的情况下，非但毫发无伤，还获得人生的巨大成就与满足感。帝王的资源永远可以决定臣子的起落甚至生死，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一时彼一时。实际上，雍正登基后，年雍之间已经由简单的主仆之谊变成君臣之道。可惜武夫如年大将军者，仍然以旧日私谊和雍正进行互动。而他当初参与夺嫡密谋的身份，此时却已是雍正心头一块无法落下的石头。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年羹尧个人的悲剧。孟森先生从年雍看似热络的君臣对话中，就已找出了世情变换的草蛇灰线。根据对《东华录》和《故宫文献丛编》等大量史料中上谕和奏折的分析，即位后的雍正一直在给年羹尧“灌米汤”。雍正二年三月十八的《奏谢自鸣表折》上，雍正的朱批居然是“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 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倾慕流涎就是矣”。这种以上媚下的言辞，在历代帝王的朱批中可谓空前绝后。而年羹尧居然真的谬托知己，认万乘之尊作布衣之交。在《谢赐珐琅双眼翎折》的最后，年羹尧撒娇卖宠式地向雍正索要赏赐，说“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而雍正忍住光火，对这种越轨的言辞只能以半开玩笑的佻词答之，复以“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 你若不用一‘贪’字，一件亦不给你，得此数物，皆一字之力也”。这个“贪”字，分量千钧而年羹尧毫不自知，甚至继续违反规制把很多朱批原本私藏起来留做纪念，或者说是凭证也未可知。
君王累积的怨气，终于到达了临界点。1725年4月，雍正以修筑城墙扰民的小事为由，降年羹尧为杭州将军，而让岳钟琪代理甘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一头雾水，但他也深知，此事不用也不可能指望别人，唯有君主才可以挽回一切。于是，一场年羹尧式“上访”，从此拉开帷幕。年大将军心中不平，从西安行至扬州的仪征就不再南下，上疏说：“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此时的年羹尧，试图依仗当年的功劳和主仆之谊，来向皇帝表达内心的疑惑与不快，更期望雍正改变裁决。但清醒的旁观者，岂不知君主的力量越大，年羹尧的负面社会资本就越多，就越必须一死以谢天下呢？果然，雍正不出意外地“益怒，促羹尧赴任”。同时，在雍正授意下，山西巡抚伊都立、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原直隶巡抚赵之垣以及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等封疆大吏和京官纷纷“交章发羹尧罪状”。可以想象，等待着年羹尧的是四面楚歌，一败涂地。几个月后，北京遂传来死罪的消息。事已至此，年羹尧不得不采取他最后的求助方式，上了一道《临死哀求折》，说“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地给主子效力”。在这个折子中，作为满大臣的他以“主子”称呼皇帝虽不意外，但可怜的辞气，必然再次唤起雍正对他作为“雍邸私人”的回忆。但可惜的是，当年基于夺嫡密谋而升华的友情，此刻都已经是雍正最要避讳的一段历史。年羹尧越是想靠旧情打动雍正，雍正杀人灭口的机心越不可动摇。于是，雍正再也按捺不住，直接回复：“乞命折览。尔既不肯自尽谢罪，朕只得赐你自尽。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 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尔父兄及汝子汝合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矣，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不但要年羹尧速死，还诅咒他死后如有不平，就会堕入阿鼻地狱。其锥心彻骨之恨，让近三百年后的我们读来都脊骨发凉。在重访清史的诸多细节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在1725年，年羹尧并不理解他和雍正之间关系的微妙转变。他一直在自以为是地寻找、识别那些社会资源，并冒失地加以运用。雍正也从半嗔、警告最后走向愤怒，最终导致年羹尧的求生目标没有实现。实际上，他的社会资本动员过程，在我们看来无异与虎谋皮，是一种昏聩不堪、无可救药的愚蠢；在雍正皇帝看来，年的社会资本动员过程要么是无礼、冒犯和小小的狡诈，要么是完全没有领悟到天威之不可侵犯。孟森分析到，“羹尧粗材，竟昧古来可共患难难共安乐成例，即无他杀以灭口之故，语言文字之隙，已足以杀身而有余”，可谓精辟。在近三百年后，我们尽可以嘲笑年羹尧是个粗材，但问题在于，究竟有哪个行动者可以说自己能对自己洞若观火？谁能够不受自身的性格、学识、判断力和过往经验的影响？本质上说，每一个行动者或多或少都是年羹尧，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一厢情愿。从这个角度看，亲密或者疏远的关系，有用或者没有用的资源，有可能只是行动者一方的幻象。既然如此，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除了结构性的一面，必然就包含了一种主观的、建构性的特征。
二、社会资本的建构性：布迪厄、惯习与关系
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的实践概念”，社会资本是通过人与人的实践互动而形成的。而“实践”不仅仅是结构性的，还是建构性的。布迪厄说，“作为实践活动的实践的理论与实证主义唯物论相反，它提醒我们，认识的对象是建构的，而不是被动记录的；它也与理智主义唯心论相反，它告诉我们，这一构成的原则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即惯习”。社会资本结构性的一面，也就是它的嵌入性，是众所周知而且很容易被理解的，它也是社会资本概念自诞生之日起最具有启发性、最被重视的属性。但社会资本建构性的一面，则往往容易被忽视。社会资本学者专注于网络、结构洞等客观社会关系，仿佛自己是一个不偏不倚而且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分析行动者和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世界时，如上帝般居高临下地解剖一出好戏，对行动者的心智一概以理性选择而蔽之。前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社会资本诸多学者进行追问，其目的就是提醒，“单个行为人与未来保持的并支配其现时行为倾向的实践关系，是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一方面是其惯习……而另一方面社会世界客观上给予该行为人的机会之特定状态”。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统一，是客观和主观的共同产物。忽视了建构性，就会把合乎逻辑的事物当作事物的逻辑。
1.社会资本的建构性定义：基于场域和惯习
“场域”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是“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它展示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我们可以把具体的社会资本事件，作为界定社会资本场域的依据。比如，求职的场域，是劳动力市场或者职业分配部门的权力结构。而“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是“心智和认识结构”， 是“结构的内在化产物”，是“社会结构的嵌入和身体化”，“既低于意识、语言的水平，又高于内省的细察斟酌和意志的控制”。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位置，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性情倾向。而这二者互相定义，高度相关。一方面场域形塑惯习，一方面惯习赋予场域意义、感觉和价值。实际上，通过惯习和场域的二元整合，布迪厄回避了“个体方法论”和“整体方法论”之间的鸿沟，形成了一种“关系方法论”（Methodological Relationism），即除了个体和结构，结构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鉴于布迪厄曾经运用场域和惯习这一对概念成功地建立起了实践理论，我们同样可以运用这一对概念，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进行补充。这或许印证了波茨对布迪厄的盖棺论定：“在那些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当代社会学话语的学者中间，布迪厄的分析在理论上最为精练，因此它的被忽略令人扼腕惋惜”。
我们把对社会资本的分析起点具体化到行动者的实践层面。每一个行动者的行动虽然不都是绝对理性的选择，但绝对不是建立在一个对情境漫不经心的、毫无历史经验可循的掷骰子式的赌博之上。布迪厄强调的实践逻辑是“排斥任何形式的算计”的，仅仅是因为这种算计早已经被身体化了，不是说没有计算，而是一种“倾向于按照有意识的方式，实施习性另一种方式的运算”。在开始一个社会资本行动之前，行动者（也即求助者）一般要了解社会资本两个维度的内容：第一，资源的分布情况（Distribution）。包括要明确哪一类的行动对象的资源有助于达成目标，涉及对社会职位划分、事件发生场域界定以及对资源归属主体的穷举。因此，资源分布是客观的，但正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会受到行动者的主观估价和赋值。例如，同一社会位置上的资源，即便在同一个人看来，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有所差异。第二，资源的可涉取程度（Accessibility），主要是明确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和远近程度，并由此涉及行动的策略、后果等方面。因此，资源的可涉取度既包括客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主观的判断，是行动者对周边他人资源的一种认识和筛选。简单说，可涉取度，就是行动者与资源拥有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强度（Tie Strength）。
我们试着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由于场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首先我们可以把那些由客观的社会联系所指向和连接的资源定义为“场域性资源”。这个概念与林南的“社会资源”概念非常类似。但“场域性”概念本身强调了社会客观关系的结构性，也提出了其受主观评估和赋予意义、价值的可能性，而“社会”的概念则显得有点含糊不清。在引入“场域性”这一结构性概念元素后，我们开始第二步：引入建构性元素。由于处在行动者识别范围之外的“场域性资源”无法被资本化，因此，行动者的惯习会决定哪些“场域性资源”被识别。而惯习更会对这些场域性资源的可涉取程度也即“关系”进行判断，并通过经验、学习的内化，对场域性资源进行重新认识，从而衡量其真正对自己有用的规模。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社会资本的建构性定义：惯习对场域性资源的分布判断。而社会资本行动的过程，我们既可以看作一个理性行动的过程，但也可以看作“并不是以在按照某一计划建构起来的若干可能性中进行果断选择为目标的某种意识的理智活动，而是惯习的实践活动”。只不过，惯习并非真的毫无理性，而是被场域所形塑，在行动中调整更新，并赋予场域新的理解。惯习的获得与演化过程，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一个学习改变行动信念和决策的过程。通过社会资本的建构性定义，本文要强调的是：社会资本的存在方式是二元的。它有资源的客观属性，也有心理分布图式的主观属性。
2.社会资本的建构性图式：基于差序格局和资源不平等
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可以说清自己有多少钱，有多少个记得名字的朋友。但一个人对自己的社会资本，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认识。唯有当指定一个事件，明确一个工具性目标也即事件（比如求职）时，这个认识才能具体化。那么，一个行动者是如何判断自己在事件中的场域性资源的分布和有用规模呢？我们将离开年羹尧，尝试建立起一个“初始事件”的认知三维模型图（见图1）。这个模型的本质是一个认知序列，它不是作为第三者的客观记录，而是行动者的主观判断。
（1）“初始事件”的蝶形模型
由于“惯习的预测是一种建立在既往经验上的实践假设，对最初的经验特别倚重”，因此这个模型的主人，“我”，是一个“初始”的行动者，就一个事件A（也即一个工具性目标，例如求职）而言，“我”没有大量关于对场域性资源的判断和记忆的累积，对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资源的了解，也仅仅限于他人的客观身份、职位。对与他人之间互动的程度和社会心理距离判断，也仅仅具有一些最基本的人生体验。总之，“我”仿佛是一个刚刚跨进社会工作的年轻学生。在图1中，横坐标“交往面”是以行动者“我”为核心的同心圆，表示在“我”心目中与周围人的交往亲密程度，也可以理解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在横坐标中，离开圆心的“我”越远，则“我”对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涉取难度就越大，争取到资源的概率越小。而纵坐标则表示场域性资源的多少。于是以“我”为轴心，形成一个底面为圆的三维坐标系。“我”周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坐标系中有一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具体定义这个事件A，也即定义一个工具性目标。一般而言，由于社会中的资源分布往往是不平等的，就某个目标（事件）A而言，往往那些对目标最有帮助的人，未必和“我”有最亲密的关 系。甚至，往往是距离越远的人所具有的资源越多。因此，“我”周边的场域性资源的分布，必然是一个蝴蝶状的，也即图1中A1—A2— A3—A4—A5五个点做决定的分布面。A2的纵坐标代表“我”自己的资源，A1和A3的纵坐标代表资源的达高性，A4和A5的横坐标是“我”的关系格局中最远的边界。
（2）“事件累积”的凹锥模型
“初始事件”社会资本只是一个开端，随着事件的不断积累，随着场域和惯习之间的不断作用，社会资本整体的结构和建构二元性即将显现出来。这个积累的过程将在图2中得到解释：我们将时间定义为事件的序列。将事件A的分布面进行顺时针旋转，就可以得到另外一 个事件B的分布面（比如，A是求职，B是找到工作后的晋升）。当然，两个面之间还可以有更多的事件也即分布面，表示从A事件到B事件的进程中其他的事件。在两个分布面的形成过程中，朋友1、2和3三人的坐标分布很可能要发生变化。引起这个变化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2）距离伸缩：事件A完成后，就形成一个可参考行动。这是因为，由于“我”和朋友2进行了一次互动，“我”和朋友2的交往距离将发生伸缩变化，也即朋友2的横坐标发生变化。因此，参考行动改变了场域的结构（甚至，他人与朋友2的社会互动都有可能引发“我”与朋友2之间距离的改变）。
3）记忆积累：事件A的结果将在“我”心目中形成一个记忆，影响到在B事件中是否继续选取朋友2作为行动对象的权衡。同样，其他人的事件也将对“我”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在“我”心目中形成一个记忆。例如，当“我”得知有人曾经成功地通过朋友1获得了场域性资源，那么这会促使“我”在行动上向朋友1求助。
4）记忆消除：如果历经了多次事件，但某个人仍然不能成为“我”的行动对象，那么很可能他将逐渐淡出“我”的记忆：惯习使得他可能失去坐标系中的位置。或者，如果“我”拥有了巨大的行动对象选择数量，那些时间发生相对久远、长期不被动员的记忆也会消失。
5）分类趋同：随着事件的积累，“我”会逐渐对类似的事件进行分类。对于每个分类的事件，采取不同的场域性资源判断标准。也就是说，那个刚刚工作的“我”，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善于利用记忆。这也就是布迪厄所谓的“作为历史产物的惯习，生成了个人或集体的行动，而历史，也因此和引起它的那些历史相一致”。
这5种变化，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主观的“我”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把A事件的分布面旋转360度，那么可以得到一个总体的社会资本分布凹锥（其形状类似一个圆柱体的顶部被挖去一个圆锥）。而“我”一生中身边的每个人，随着事件的积累和时间的退役，在这个锥体中都有一个坐标轨迹。他们或者她们，有的是扭曲的圈，有的是短短的弧线，有的紧靠中心，有的忽近忽远。透过这些变化的轨迹，我们再一次看到：社会资本是记忆的产物，是自身通过历史对自身的不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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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周珍珍 赵熙贤